年幼失明，他跌跌撞撞闯世界，急切地证明自己即便看不见，也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自卑又骄傲。做盲人心理咨询师，他试图走进别人的内心，治愈他人的同时，与自己和解，在助人与救己中，寻找人生的意义。 铃声响起，李勇生迅速戴好耳麦，接通电话。他可能会听到“我不想活了”的大吼，也或许是压抑不住的痛哭，还可能是自言自语的低喃，抑或是令人不安的大段沉默。 捕捉声音和其中的情绪，本就是李勇生最擅长的事，作为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，他要做的就是快速分析来电者的心理状态，然后有针对性地沟通、劝导，有时充当倾听者，有时化身劝慰者，一直守在“死门”前。 一个电话可能要打很久，时间的流逝李勇生只能通过感官来判断——打在身上的风变凉了，那就是太阳落山了，街上人声车声渐多，上下班高峰到了。李勇生今年41岁，失明31年。 年幼失明，他跌跌撞撞闯世界，急切地证明自己即便看不见，也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自卑又骄傲。做盲人心理咨询师，他试图走进别人的内心，治愈他人的同时，与自己和解，在助人与救己中，寻找人生的意义。
十月的一个下午，天津郊区的一个小院里，李勇生坐在院里等着来访者。人走到他面前两米时，李勇生抬起头，向着脚步传来的方向站起身，伸出右手，过程干脆利落。 手被抓住握两下，李勇生“看”向来访者，他墨镜后的双眼，右眼紧闭，左眼微张露出灰蓝色的瞳孔，无神。 盲人的姿态更多显现出来。他右手向前试探地摸索，走到门边，头微微低下——尽管站直后他的头顶距离门框还有很大距离；在熟悉的走廊里，他的步子迈得很大，但身体忽左忽右，直到摸到右侧墙壁上的扶手，该右转了；进屋后，几步之外就是桌椅，当脚尖踢到桌腿时，他停了下来，沿着桌子边缘摸到了紧挨着的木椅，转身，双手向后握住椅把，缓缓坐下。 倾听时的李勇生头略低着，眼睛“看”着对方，时不时挑下眉毛，耳朵不经意地抖动，像是打开了全部的感知“雷达”。他很快捕捉到了对方细小的动作——对面那个声调高亢的年轻人，一会儿跷着二郎腿，一会儿又双手摸着膝盖，时而坐直了身体，时而靠在椅背上。 李勇生心里有了判断，这是个内向、心思细腻、不太成熟的大男孩。“可能也就1秒”，李勇生这样描述他的感知速度，他用自己的经验解释，“音调高的人往往心思细腻，那些声音低沉、坐着不乱动的人一般城府较深，他绝对不是，甚至不够成熟。” 谈话不知不觉间进行了三个小时，李勇生问来访者：“天黑了，要不倒点水再继续？” 他面向窗口接着说，“窗外的鸟已经从叽叽喳喳的啼叫变成一声一声的低鸣，凉气也灌进我衣服里了，最近天津温差大，有点儿凉，我也是想穿件外套。” 似乎感知到了对方的诧异，李勇生指了指自己的眉心，又以眉心为起点，沿着眉毛、耳廓上方、后脑勺画了一个圈，“这个圈以上都是我的感知区域，像雷达一样。” 李勇生做心理咨询时喜欢与来访者一起坐在沙发上。受访者供图 李勇生并非天生失明，坠入黑暗前，他眼前的最后一个画面是，被鲜血染红的雪。
那是一个初冬的中午，在山东德州老家的村子里，10岁的李勇生和小伙伴打闹时，一跤摔在了路中间的铁磅秤上。 爬起来后，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原本应鼓起的右眼瘪了。依靠左眼依稀的光亮，他看到滴落的血染红了周围的雪。 当晚，李勇生做了眼球缝合手术，醒来时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觉得头顶很重，“像箍了顶铁帽子”。他摸着脸，双眼被一层层纱布裹住，世界一片黑暗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他总会下意识摸头顶，“像有什么东西在上面，想把它摘下去，总觉得头顶戴了铁帽子，持续了很多年。” 突遭剧变的李勇生还没来得及理解失去双眼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一切都变了。“早晨”由射进家里的第一束光变成了麻雀的第一声啼叫。身体对温度变化的感知更精细了。当“温暖“与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同时出现时，屋外便是晴朗的好天；而潮气和扇动翅膀的声音同时出现，他断定，一场大雨即将来袭。 直到那些背后议论的声音四起，他才意识到，失明竟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情。 不舒服的感觉并非猛烈的，难过的瞬间总是悄无声息地出现。“多好的孩子啊，这辈子算是废了。”亲戚无心的一句话，直直扎进李勇生的心里。 酸楚渐渐堆积，自卑从中发酵。原本活泼开朗的孩子成了走路都踉跄的盲童，他参与不进小伙伴们的游戏和话题，不能再上树掏鸟、下河摸鱼，春天的绿草、夏天的蓝河、秋天的黄叶和冬天的白雪，在他的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和意义。
失明后，李勇生的脑海里总会涌现出“昙花一现”的理想。听着电视剧里军人铿锵有力的口号声，想着自己要是能看见，或许能去当兵；听着新闻里播报航天员搭乘飞船上了太空，他也想知道太空是什么样子。 理想穿插进残酷的现实，总会带来短暂的失落，而这一切都和失明有关。“虽然没有直接的伤害，但总有不舒服的地方，就像胸口压了块石头。” 或许是骨子里天生要强，也或许是想摆脱自卑，李勇生总想证明自己与常人无异，“别人越说我做不了，我越想做出来给他们看。”
当具象化的物品变得模糊，勇气就占据了上风。以往怕蛇又怕鬼的李勇生，不仅敢徒手抓蛇，也敢一个人闯进漆黑的小路，还敢爬上三层楼高的树杈。 他一点点摸熟了村里的路，一块不起眼的石头，墙壁凹进去或凸出来的石砖，地面的斜坡都是指路标识，“地图”在脑子里渐渐成形，他扶着墙壁就敢大步快速向前。 村西头几米深的河，常有村民掉东西进去，村民嫌脏、怕深，只有李勇生愿意脱下衣服憋足一口气扎进去，在淤泥中摸索失物，每找到一件，可以得到几毛钱的“辛苦费”。上岸后，他来不及冲洗，带着一身河腥味将钱换成冰棍，一路嗦着回家。一来二去，李勇生的水性越来越好，找他帮忙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他第一次觉得“挺自豪”。 后来，为了改善家里生活，李勇生父母带着他和弟弟去天津打工，一家四口住在了郊区的村子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最远只走到家门前的胡同口，再往外走，母亲便以看不见为由命令他不许胡来。 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一切都要从头再来。凭借一根竹竿，一双沿着墙壁摸索的手，李勇生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从胡同扩大到村里，又从村里走向村外。 有限的地图慢慢展开后，他的野心越来越大。找来朋友提前写好“我没事儿，一切平安”的纸条留在家里，李勇生偷偷带着自己攒下来的零花钱和一根竹竿，独自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哈尔滨，一路边走边问。 带的盘缠即将花完，他低价从小贩手里买来一大包笛子，再高价倒手卖出。闻到饭香时，他听听排风扇的声音，“声音大的是大饭店，不去，声音小的可以进去饱餐一顿。”
流浪一段日子，再安然无恙地回家，李勇生证明了自己“能行”，从那之后，家人再也没有限制过他的自由。
声音，在李勇生看不见的世界里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。 在老家的那些年，每当暖风吹到身上时，他便一个人走出家门，凭借脑海中的地图去“有声音的地方”。
当听到“哗哗”的声音，感受到周围的温度也降了几分时，他便知道此行的终点到了——河边一棵茂密的大树。他拍拍脚下的泥土，找到最柔软的地方，一屁股坐下去就是几个小时，头顶不时传来“沙沙”的声音，他知道，绿叶正在风中舞动。 不出门的日子，最好的伙伴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。打开开关，相声、评书、二人转一股脑地闯进他的世界。 深夜收音机里心理咨询节目最多。一次拨打电台热线时，李勇生连线上了心理咨询专家，谈及未来，专家说，不如做一名心理咨询师。 从那之后，“心理咨询”这几个字在李勇生心里扎了根。但真正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却没那么容易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很多年。
李勇生的心理咨询室开在按摩店旁边，他说现在偶尔也接一些按摩的工作，但比以前少多了。受访者供图 李勇生一直记得刚开心理咨询室的时候，自己的忐忑和无措，“既希望有人来，又害怕有人来。” 在前期通过QQ或电话与咨询者沟通时，他不敢袒露盲人的身份。线下见面时，总会有人因为咨询师是个无法看到自己表情、连个眼神都不能回应的盲人，而选择离开。 进入心理咨询阶段也不顺利，遇到难以理解的人，李勇生经常表现得不耐烦。他记得，一个已婚男人向他倾诉“从小到大被父母宠惯了没受过半点儿委屈，爱花钱却被媳妇限制”，李勇生想到自己的经历，越听越觉得“不可思议”，坐也坐不住，一会儿跷二郎腿，一会儿摸摸头，反复拿起手机听时间，简直度秒如年，连对方都能感觉到他“听不下去了”。 听不下去，也是专业性不够的表现，李勇生知道自己的问题。一个半路出家的盲人心理咨询师，很多时候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 和绝大多数盲人一样，李勇生的学业、工作没有太多选择。上盲校，学按摩，毕业开个按摩店维持生计，日子一眼看得到头。“心理咨询”的种子只能在角落里野蛮生长。
学校没有心理学课程，他就去图书馆找几本盲文版心理学理论书籍，自学得一知半解。用开按摩店赚的钱买了电脑，下载大量心理学课程视频，搜罗全国各地关于心理咨询讲座的信息。遇到讲座费用不贵的，便背着包，拿着盲杖，千里迢迢地赶过去。 2008年，李勇生报名了中残联面向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。现在回忆，李勇生觉得那是段充实且疯狂的日子。每天除了做按摩就是学习，天蒙蒙亮就起床，一遍遍听视频，直听到能背诵下来，晚上再复习巩固。 两年后，李勇生顺利通过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，2013年又考下了二级。 一次次心理咨询，对李勇生来说，也是与自己和解的过程。他不再忌讳告诉咨询者，自己是个盲人，听到别人的非议与嘲讽时，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气不过怼回去，甚至他可以笑着调侃自己失明后遇到的糗事。 女儿问他为什么眼睛看不见，他逗女儿，“看手机看的。”年过四十，李勇生早就接受了自己是个盲人的事实，只是偶尔，他还是遗憾。 李勇生记得，一次他和妻子夜爬泰山，日出时，身边的人都在为跃出地平线的朝阳欢呼，只有他看不见，喜悦转化为心酸，寒冷又多了几分。 “我不恨命运的不公，但如果可以，我依然希望能再次看到这个世界。”
从心理咨询，到自杀干预，李勇生的阵地多了一条电话线。
“希望24热线”是一条专门面向企图自杀、有抑郁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热线，全年24小时无休。谐音为“要留、要救、救救我”。2015年，“希望24热线”在天津开通专线后，李勇生立刻报名成为了首批志愿者。 他还记得自己加入“希望24热线”的第一通电话，来自一位老人，电话接起的瞬间李勇生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五个字：“我不想活了。” 第一次面对“生死”，李勇生随着对方的嘶吼而心跳加速，脑海里快速闪过几句安慰的话，随后又被“万一说错怎么办”挤占。他引导着老人慢慢讲述，自己的语速因为紧张变得比往常快了些。 这是一位被电视购物上的假药贩子骗了半生积蓄的独居老人。“他既然会买药，就说明还想活下去”，李勇生冷静了下来，抓住这个突破点问老人，“世上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没有了吗？” “也不是，有一个比我大的表哥，每天给我送菜送肉。”
“还有……”随着老人一一列举，李勇生顺着对方的话安慰，不到20分钟，老人的气消了，和李勇生平和地聊天，一场生死危机就此化解。 每一通电话背后，可能都是一条摇摇欲坠的生命。李勇生总是很谨慎，生怕哪句话说错了，给对方带来伤害，甚至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。刚开始接线的时候，他紧张得手心冒汗，现在，不到1分钟他就能判断来电者的危险等级，并在脑海里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。
“这是一道过不去的坎，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。”李勇生任凭对方发泄情绪，接线室里安静得可怕，只有李勇生的呼吸声和听筒里传出的哭声。
接线结束，李勇生深吸一口气，打开窗，风吹了进来，街上车流的声音和人们的嬉笑打闹声闯进来，把他重新拉回现实世界。 不是所有人都能扛住不断传来的负能量，天津“希望24热线”开通8年，接线员走了一批又一批，从最初的几百人到如今只剩不到50人。 “希望24热线”接线室，屋子里的每个设施都是志愿者们捐赠的。
李勇生也难免有因为过度共情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他的发泄方式是，独自到KTV里吼两首歌，或者带一瓶纯粮烧酒，和朋友在地摊撸串吹牛，第二天起来，又是那个冷静又能共情他人的心理咨询师。 有一种情况他最害怕，就是接通电话后对面平静而空洞的声音，或者是长时间的沉默。 一个冬夜，李勇生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，女孩平静地告诉他，自己正坐在桥上，准备跳下去，然后电话里只剩下“呼呼”的风声。“给我一个了解你的机会”，李勇生不停地说话，试图引导女孩说出自己的经历，慢慢地，女孩有所松动，李勇生趁热打铁，“你找个没风安静的地方，咱们好好聊。” 半小时后，听到女孩走下大桥来到公交站，李勇生狠狠松了一口气，又一个小时，女孩终于放声大哭，李勇生知道，他又拉回了一个人。 8年间，李勇生累计救助上千人，听到过号啕大哭，也听到过嘶声大吼，甚至要承受愤怒谩骂，但他听到最多的还是“感谢”，感谢他的倾听，感谢他的挽救。
这是李勇生最骄傲的时刻，“每个人来到世界上，并不是简单地吃饭睡觉，最起码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，做一名心理咨询师，既能助人，又能救己，就是意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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